当前，储蓄搬家、降费降佣、基金投顾改革推进等一揽子变化正在改写中国财富管理行业，买方投顾转型已经成为业界的核心话题。
在此节点，晨星全球日前发布Investor Journeys Around the World（以下简称《全球投资者之旅》或“报告”），覆盖全球十大成熟市场，剖析各国政府和基金业如何推动普通储蓄者转变为长期投资者。
9月24日，结合当前中国的转型进程和这份全球调研，《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到晨星中国董事长陈鹏，剖析基金降费、买方投顾改革与投资者真实体验之间的内在逻辑。陈鹏表示，培育本土长期投资文化不存在一招制胜的政策，必须构建六大支柱协同的完整生态。同时，降费只是改革起点，中国迈向长期投资、基金行业转型真正的挑战，是完成从卖方销售向买方投顾的范式跃迁。
全球镜鉴：没有单一政策可以完成储蓄者向投资者的转变
《中国经营报》：这份覆盖十大成熟市场的全球报告，得出的最核心结论是什么？不同成熟市场各有哪些优势与短板？
陈鹏：该报告把各个市场拆解成“市场结构”和“投资者体验”两大评价维度。其中，市场结构包含政策与监管、税收、退休储蓄制度、销售与投顾渠道、产品治理；投资者体验涵盖信息披露、费用、投资组合策略、风险回报表现。
从评级结果可以看到，英国在市场结构维度获得全样本唯一的A评级，美国和加拿大在投资者体验维度领跑。此外，澳大利亚凭借一套强势的超级年金系统稳居评级前列。但即便是这些领先市场，也各自在不同维度留下明显短板——美国投资者体验好，退休制度的普惠性却弱；澳大利亚退休制度强，披露和产品治理却相对较弱。
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发现在于，在推动储蓄者向投资者的转化过程中，不存在“银弹”（silver-bullet，指单一的万能特效药），没有单一政策杠杆能够独立完成储蓄者向投资者的转化。
一个国家要形成持久的长期投资文化，需要六块相互咬合的支柱：自动加入的退休安排、税优政策、清晰披露、透明费用、可及的专业投顾、有效的产品治理。
这好比一张桌子的六条腿，任何一条短板都会造成整体不稳；单靠某一项做得再好，也无法把整张桌子抬起来。很多市场改革失败，往往不是某一件事做错，而是各个环节互相掣肘。
例如，披露做得再好，如果渠道依旧优先推销佣金最高的产品，改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费用降得再低，如果没有退休账户把普通大众领进门，大部分人会始终停留在储蓄状态，不会走向投资。
中国改革：费率改革成效显著，后续改革有三方面要点
元股证券:ygzq.hk《中国经营报》：近年来，中国国内基金行业推动了力度空前的一系列改革，例如降费降佣、基金投顾试点、个人养老金制度改革等，站在推动储蓄者转向长期投资者的角度，如何评价本轮改革？借鉴该报告，行业之后的改革重点应当落在何处？
陈鹏：这一轮基金行业的改革价值值得充分肯定。其中，费率改革方面，主动权益基金管理费上限从1.5%下调至1.2%，托管费、销售服务费同步下调浮动费率基金试点扩围；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走过第6个年头，管理规模和签约客户稳步增长；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已满3年，税优账户正在成为普通家庭长期储蓄的新入口。
监管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在此基础上，展望后续改革，《全球投资者之旅》这份报告提醒我们三点，第一，降费是起点，不是终点；第二，接下来要借降费之机完成从“卖方销售”到“买方投顾”的范式转换；第三，该报告还提供了一个值得中国同行特别注意的方法论——把“投资者体验”放在与“市场结构”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打分。如销售环节的适当性管理、持仓信息的披露频率、亏损时期的陪伴沟通，这是中国公募基金行业需要提高的地方。
降费下一步：关键是推出真正的“投顾份额”
《中国经营报》：你提到，降费是起点，不是终点。那么本轮降费的下一步“落子”应在何处？
陈鹏：下一步的关键是推出真正的“投顾份额”。
过去3年，中国公募费率改革“三步走”累计每年为投资者让利数百亿元：主动权益基金管理费上限从1.5%降至1.2%，托管费、销售服务费同步下调；2026年年初销售费用新规又把主动偏股认申购费上限压到0.8%、赎回费全额归入基金财产、持有满一年免收销售服务费。这是中国基金业历史上力度最大、方向最清晰的一次降费，监管和行业的诚意应当被充分肯定。
但是《全球投资者之旅》这一报告进一步提示我们：投资者实际承担的成本里，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嵌入在产品费用中的销售渠道报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的经验表明，真正的下一步，是借鉴其“干净份额类”（clean share class）做法，推出专门面向买方投顾的份额类别。
即，把申购费、尾随佣金等销售报酬从产品费用中剥离，由投顾机构另行、透明地向客户收取顾问费，让“产品费”和“顾问费”各归各位。
这样一来，投资者承担的每一笔钱都对应着明确的服务，基金经理也不必再为渠道销量分心。这也正是晨星中国近年来在买方投顾解决方案中努力实践的路径。
我们倡导的，是一条以客户为中心、环环相扣的服务链条。即，先做KYC（了解客户），再和客户共同设定财务目标；围绕目标展开财务规划；然后做KYP（了解产品）与风险测评；在此基础上完成资产配置，最后才落到具体的基金选择。
这一顺序至关重要。
过去，行业的做法是先选产品、再找客户，先有客户、目标和规划，再倒推配置与产品。而我们倡导的服务链条把“卖产品”的逻辑，彻底换成了“对客户长期结果负责”的逻辑，也正是干净份额类与买方投顾能够生根发芽的土壤。
互联网配资公司《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国内落地投顾份额最大的现实阻力是什么？
陈鹏：国内推行投顾份额最大的阻力在于，机构的转型成本。相较于以往，当机构推出新的服务和份额，往往会给机构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但是买方投顾在短期内，是一个转型业务。在转型的前几年内，持牌机构的营收和利润不一定会增加，可能会持平甚至降低。
买方转型破局：买方投顾的灵魂是信义义务，不是简单更换收费名目
《中国经营报》：国内基金投顾试点已经走过6年，当前买方投顾转型最大的卡点是什么？如何破局？
陈鹏：很多人把买方投顾简单理解为换一套收费模式，或者换一个收费名目，这是误区。
中国基金投顾试点推进了6年，真正的坎不在于收费方式，而在于能否建立一套可执行、可追责、以客户最佳利益为核心的信义关系——包括真正的利益冲突隔离、可追溯的推荐记录、以及让投资者“用脚投票”的退出机制。
海外市场已经形成成熟的制度参照：美国RIA注册投资顾问长期受信义义务约束；加拿大客户聚焦改革强制落地KYC、KYP与利益冲突处置；欧盟零售投资战略把物有所值、佣金披露写入监管规则。这些制度的内核，都是要求顾问以客户的最佳利益行事，而不是把佣金高的产品塞给客户。
此外，我们也要警惕“建议鸿沟”（advice gap）。即部分海外市场在禁止佣金之后，一部分普通投资者得不到任何投资服务。
《中国经营报》：海外实践中“建议鸿沟”的问题，中国应如何规避？
陈鹏：面对“建议鸿沟”，英国为此推出“定向支持”，在人工全权顾问和纯投资者教育之间开辟中间模式，依靠智能投顾、非建议型工具平台覆盖普通大众。实践来看，英国非建议型DIY投资账户在5年内翻了一倍，德国新兴券商推出的零费率ETF储蓄计划大受欢迎。
这对中国有很强的启示。买方投顾之外，低费率、透明、自动再平衡的工具型产品同样能把储蓄者带进市场，不必人人都要人工顾问。中国在斩断旧销售激励的同时，可用低费率投顾、智能投顾和工具型产品接住大众投资者，避免“降费之后，投资者被晾在一边”。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建议鸿沟”问题要注意，但其不是主要问题。
此外，海外在买方投顾转型中出现的“建议鸿沟”是在互联网还未成熟的之前。如今，中国市场的互联网模式以及AI的应用，可让投顾服务的成本大幅降低，所以我个人认为，凭借相关技术积淀和应用能力，各个机构有潜力发挥所长、良性竞争。
投资者体验：与制度建设同等重要，要做信披加法、决策减法
《中国经营报》：报告把投资者体验提升到与市场结构同等权重，这一点对国内行业有怎样启发？
陈鹏：不少市场监管制度框架看起来完备，但普通投资者真实体验拖后腿。费用看不明白、风险讲得晦涩、退出流程不顺畅，这些投资者的切身感受，和政策制度同样关键。
海外成熟市场改善投资者体验的路径很清晰。
一方面是信息披露“加法”，披露更短、更清晰、更可比。例如，加拿大Fund Facts材料控制在2—4页，全部用通俗大白话，把费用、风险、过往业绩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欧盟KID和英国正在推进的CCI，也致力于让普通投资者用五分钟看懂基金的费用、风险、历史业绩。
另一方面是决策路径“减法”，重视自动加入机制。例如，英国税优福利优厚，但账户参与率长期低迷；真正有效拉动储蓄者入场的是自动加入机制。澳大利亚超级年金、日本NISA改革，均是依靠极大降低开户门槛、简化流程，让大量从未接触证券市场的普通人开启投资。
就国内的情况来看，令人欣喜的是，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近几年在改善投资者体验上的努力，与这份报告开出的“药方”高度同频。
2026年，监管部门对基金定期报告披露体系做了一次系统性重塑。其中，主动管理的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被要求披露“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基金综合费用、股票换手率，强制展示多年长期业绩，弱化短期排名。
同时，叠加2026年年初实施的销售费用新规。这套“降费+透明+长期化”的政策组合，不仅与海外成熟市场改革方向一脉相承，部分领域甚至走在前面。
2026年中报数据显示，5600余只可比基金当中，超3100只基金过去一年投资者盈利占比高于90%，投资者真实体验第一次拥有横向对比的量化标尺。
《中国经营报》：站在普通居民视角，在买方投顾转型中，除了制度完善，你认为投资者自身认知与行为上的首要卡点是什么？
陈鹏：我认为投资者自身认知与行为上的首要卡点是，对市场的基本风险和收益规律不了解。例如，不同的资产类别和投资标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风险和收益。投资者如果对此不了解，存在信息差，就会导致投资者对短期历史业绩的过度关注和归因偏差，进一步导致追热点、买高卖低行为的频繁发生，最终造成不好的投资体验。实际上，历史数据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经营报》：如果监管和行业要做“决策路径‘减法’”，你会优先推荐哪些设计适配中国先行？
陈鹏：第一，减少投资者对短期业绩的过度关注、减少对热点产品的追捧。其中，首先应严格管理基金公司、基金销售机构新发或宣传短期热点产品的行为；其次，对利用短期热点业绩来吸引投资者非理性投入，并导致损害投资人长期利益的机构或行为予以处罚。
第二，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推动“默认选项”。例如，只允许高度分散风险的资产配置型基金作为默认选项。
第三，应通过机制引导基金销售人员在销售基金时，优先推荐高度分散风险的资产配置型基金。
改革深水区：三大长期任务推动行业完成范式跃迁
《中国经营报》：站在当下，国内要真正实现从储蓄者到投资者的跨越，未来还需要攻克哪些核心课题？
陈鹏：降费、信息披露属于有形之手，三五年就能够看到显性成效；但买方投顾生态构建是长期工程，有三件事必须持续推进。
第一，推动投顾份额（干净份额）尽快落地，彻底将顾问服务费用与产品费用拆分；
第二，把信义义务落实到投顾业务实操细则，让“客户最佳利益”不再是口号，变成可检查、可追责、可赔偿的行为准则；
第三，用好个人养老金这类制度管道，探索默认配置模式，让低费率、长周期产品成为普通家庭投资的入门钥匙。
当前，中国公募基金业正在完成从“卖方销售”到“买方投顾”的关键一跃。
我们这一代从业者最熟悉的一句话叫“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这句话背后，既有市场周期的无奈，也有制度设计的欠账。例如，费用不透明、激励错配、披露冗长、专业服务不可及。
晨星这份报告给出的答案并不浪漫。它不是某一位明星基金经理、某一只爆款产品能解决的，而是要靠一整套更便宜、更透明、更以客户为中心的制度安排。
降费让投资者更愿意留下来；买方投顾让资金被更长期、更理性地配置；好的体验让每一次决策不再是与渠道的博弈股票配资平台资金隔离吗，而是与自己长期目标的对话。这三件事合在一起，才是从“储蓄者”到“投资者”的完整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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